在中国，成长最为迅速的一门学科就是管理学。作为转型期社会的致用之学，管理学的触角几乎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然而与经济学相比，管理学是如此的杂乱，以至于人们很难从一个相对稳定的角度梳理出学科的发展脉络，找出管理学的内在逻辑。如果说经济学实现了理论的回归，重新在西方经济学中找到了自己的发展路径，
在这样的历史发展阶段，管理学有许多似是而非的命题。所以，管理学界需要静下心来，去伪存真，将那些真正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的观点发扬光大。譬如，关于管理的观念，有人提出“细节决定成败”，但也有人提出决定成败的并不在于细节，而在于战略方向。这种各执一端的论述不但容易误导企业界，而且给今后管理理论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困扰。
在我看来，管理学与经济学的最大不同就在于，经济学着重于解决资源的配置问题，它在宏观或者微观的层面，探讨资源配置的效率最大化问题。管理学的价值就在于，不仅看到资源配置的效率层面，而且关注资源配置过程中人的价值实现。所以，管理学是一种充满人性的科学。研究管理学，如果见物不见人，没有把人的价值实现作为最基本的判断标准和价值取向，那么，管理学就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当然，经济学在有些时候仍然把人的价值实现作为自己的既定目标。但是，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往往是在貌似公允的立场上，对资源配置的效率情有独钟。这种经济学的历史发展脉络，使得当代经济学家背上了过于沉重的包袱，他们希望通过对资源配置的研究，来解决世上万物的生存问题。很遗憾地是，由于经济学家过于“贪婪”，反而使得经济学命运多蹇。目前在我国，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处于主流地位，但是，从自由主义学派，到批判主义学派，从批判主义学派，到新自由主义学派，西方经济学的最大弊端仍然在于见物不见人，没有看到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为了人的价值实现。所以，经济学家在调动一切手段对经济现象作出解释的时候，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似是而非。虽然这几年，经济学家也在调整自己的思路，譬如在对经济发展目标作出预期的时候，有意识地引入了心理预期价值判断，可是，当经济学家终于觉察到社会经济生活中人的价值时，经济学家反而变得束手无策。因为在讨论人的感受时，经济学家不如心理学家。在讨论政治生活对经济生活产生影响的时候，经济学家不如政治学家。在讨论生产经营与社区发展关系的时候，经济学家们不如社会学家。甚至在讨论经济现象的法律规范时，经济学家不如法学家。中国的经济学家既没有理论创见，也没有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能力。
倒是管理学家身体力行，通过实证分析，找到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但是，在实践方面，管理学家不如企业家，企业家能够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随时调整思路，更新观念，而管理学家往往高高在上，夸夸其谈，不能因应社会的变革，及时调整自己的逻辑思路。管理学家在对经济现象进行描述的时候，缺乏经济学家那种历史的厚重感；管理学家在解释现实生活中经济问题的时候，也缺乏企业家那种洞察问题的能力。管理学家中不乏佼佼者，他们能够在细微之处发现价值，但是，有时候他们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将个案放大，从而得出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来。
管理学是如此的令人不可捉摸，以至于有些管理学家几乎成了开坛布道的宗教领袖，他们利用各种场合宣扬自己的管理哲学，甚至用逸闻趣事和插科打诨来散布自己的理论。我曾经多次在一个场合听到管理学家用小故事来阐述大道理，这就好像我走进寺庙，听禅师用佛祖的故事劝人向善一样。如果管理学沦落到这种境地，那么，管理学很难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了。
管理学的本质应当在于发掘人的价值。管理学从本质上来说是关于人的学问。从这个角度来看，管理学家应该是政治家，了解现代社会人的政治诉求；管理学家应该是社会学家，了解人的社会群体属性；管理学家应该是法学家，了解社区人群共同的行为规则；管理学家应该是心理学家，了解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并通过影响心理波动发挥人的潜能；管理学家还应该是哲学家，能够洞察人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
管理学家不是万金油，管理学家是人类心灵的大师。只不过与宗教家相比，管理学家更多的是借助于科学的手段，而不是心灵的暗示；与心理学家相比，管理学家应该更多地从现实社会寻找实证材料，而不是关注人的内心活动，忘却了社会大背景；与社会学家相比，管理学家不仅注重田野调查，发现“这一个”，而且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努力改善人际关系，追求人类普遍价值；与法学家相比，管理学家不需要在民众中寻找共同的准则，从而通过民主的方式，上升为国家的法律，管理学家只是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棘手问题，哪怕这样做会导致规矩被修改。
打个比方，在一个家庭中，祖宗的牌位和餐桌上的教义，是属于宗教、哲学和历史研究的范畴，家庭成员之间的行为规则则是属于法学研究的内容，经济学关注资源的配置，家庭的开支，心理学关注家庭成员的喜怒哀乐，而管理学则像是一个慈祥的老母亲，唠唠叨叨地呵护着全家人。离开了管理学，家庭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了。
既然管理学是如此的入世，所以，一切附加在管理学上面的种种华丽的词藻都没有价值。从根本上来说，管理学以人作为出发点，同时又以人的价值实现作为最终目标。如果离开了人的因素，管理学的发展就没有了根基，也没有了方向。
在企业管理中，人的价值尤为明显。企业是一切法律关系的总和，而法律关系的主体永远是人。在企业中，有投资者、债权人、董事、经理、监事、普通员工等等，在企业外，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社会团体、客户等等。企业管理学的目标，就在于找出企业利益相关者各自的价值追求方向，然后，运用最佳的组合方式，将这些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
管理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找出能够将各种价值判断组合在一起的企业家。将企业家看作是企业的人格化，然后将企业的法律关系变成企业家的法律关系，从而使企业家成为一切法律关系的化身。发现企业家的价值、找出企业家成长的条件、给出企业家的评判标准，是企业管理学的核心内容。
然而，很遗憾地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看到的企业家并不是真正的企业家，他们在某些方面出类拔萃，可是在实现企业价值，或者说将企业内各种人的因素组合在一起，进行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往往是顾此失彼。这些所谓的企业家，不但会葬送企业，而且会葬送自己的生命。这样的例子在改革过程中比比皆是。山西文水县海鑫集团的李海仓先生因为与昔日的竞争对手发生争执，而惨遭杀身之祸；河北徐水县的孙大午先生因为与金融企业缺乏有效的沟通，融资渠道不畅，冒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结果招来牢狱之灾；浙江的一些企业家因为没有很好地处理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惨遭毒手；广东一些企业家由于不善于和政府沟通，在企业产权改革的过程中，身陷囹圄。所有这些事例都说明，在中国转型期，企业家如果没有处理好各方面的法律关系，很有可能会给企业或者自己带来深重的灾难。所以，管理学首先要带领企业家走出转型期的沼泽，认清自身的价值，寻找成功的方向，制定实现目标的具体方案。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企业管理学首先应该是企业家管理学。企业管理学界应该了解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状况，了解企业家的喜怒哀乐，了解企业家的成长历程，了解企业家成功的手段和方法，了解企业家未来的方向。很遗憾地是，在当前学术界，对待企业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企业家只是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没有看到企业家对企业资源的整合作用，没有看到企业家的崇高价值。这些学者把企业作为研究的目标，而把企业家作为企业的附属物，认为在一个企业中，企业家只是一个螺丝钉。这种消解企业家作用的思维方式，固然有利于从宏观上了解企业的走向，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弱化了企业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所以，其研究结论往往不具有现实性。从根本上来说，企业家确实是企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企业家与其他企业人员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企业家是一切资源的整合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企业家是企业一切法律关系的总和。所以，研究企业，必须首先研究企业家。没有企业家，就没有资源的整合者，自然也就没有成功的企业。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企业家是企业的上帝，企业离开了企业家将一事无成。这种观点虽然看到了企业家的价值，但没有看到企业家在资源整合过程中所发挥的独到作用。企业家不能包办一切，企业家的作用还必须通过企业其他人的价值实现体现出来。如果仅仅看到企业家，而没有看到企业家在资源整合过程中对每一个企业成员价值的发现，没有看到企业成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只是一味地强调企业家本身的作用，那么，很有可能将企业家推到极端危险的境地，使得企业家成为孤家寡人。
企业管理学在研究企业家这样一种特殊社会群体的时候，必须采用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等一切学科方法，必须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这是因为，企业家是复杂的社会群体，如果只看到企业家自然属性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企业家社会属性的一面，那么，对企业家的研究是不全面的。如果只是看到企业家在经营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没有看到企业家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那么，对企业家的了解仍然是不够彻底的。所谓细节决定成败，其实只看到了企业家的局部，而没有看到企业家的整体；所谓战略决定成败，其实只看到了企业家的决策，而没有看到企业家实施战略决策的细节。管理学家不能够顾此失彼，而应该在细微之处发现端倪，同时又在宏观决策方面，看到企业家的气魄。
对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人们总是顶礼膜拜，似乎企业家从生下来那一刻起，就注定要成为惊天动地的人物。可是对那些失败的企业家，人们总是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加以嘲讽，似乎这些企业家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这是一种非常不良的逻辑思维方式。有的学者看到了企业家的成功，然后用大量的细节来论证企业家成功的必然性。有的学者看到了企业家的失败，然后又用大量的细节来证明企业家失败的必然性。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社会氛围。从某种意义上说，管理学家不是在研究企业家，而是在落井下石，是在千方百计地营造一种不良的企业文化，在这个文化氛围中，成王败寇，所有的企业家都必须做好准备，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寻找开脱的理由。
真正的管理学家，发现企业家的重要性，了解企业家的基本素质，然后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分析判断企业家在进行资源整合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帮助企业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管理学家不是预言大师，管理学家不是企业家的主宰，管理学家只是同企业家一道，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管理学家与企业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企业家必须将解决问题的方法付诸实施，而管理学家必须将解决问题的方法归纳整理，找出其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进而指导其他企业和企业家的实践活动。
我们看到了太多关于企业家的论述，但是这些论述很少能够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从人的价值实现的角度，分析企业家的资源整合能力。有的管理学家从企业的兴亡推导出企业家的成功与失败；有的管理学家从财富的多寡，来判断企业家的价值；甚至有的管理学家带着崇拜的心情，对企业家进行寡廉鲜耻的歌功颂德。这样的论述是对管理学的亵渎，是一种伪科学。真正的企业管理学对企业家的成长满怀热忱，但是将企业家放在企业与社会的大背景中加以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真正的企业管理学家不会因果倒置，而会在企业家的资源整合能力方面和价值实现方面找出独特的闪光点，从而激发后来者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继续发挥人的作用，创造更多的价值。
中国的管理学和其他的学科一样，都处在痛苦的转型期。在这个过程中，田野调查必不可少。因为中国的管理学家必须首先对中国的经济现象进行深入的发掘和调查，必须对中国当代管理界的普遍状况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管理学界要戒除浮躁，“上山下乡”，从火热的改革生活中汲取营养。这不是学者的一种自虐，而是一种学术的基础工作。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管理学发展的价值所在，没有从社会前线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而仅仅满足于对西方国家一些企业成功案例的介绍，或者对西方国家成功企业家管理理论的归纳，那么，中国的管理学家永远处在拾人牙慧，无所作为的阶段。
事实上，目前管理学的教学中实行的所谓案例教学、情境教学，都是一种联系实际的非常好的手段。但是，还有什么比企业家的成长报告、企业的病理报告更具有现实意义的呢?现在许许多多的传媒工作者在研究中国发展历程的过程中，扑下身子，解剖企业的个案，寻找企业家成长的轨迹，写出许多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报告。这些研究报告是管理学家们研究企业和企业家们的最好素材。善用这些报告，从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是管理学家们的责任。但是，管理学家们不能过于依赖二手材料，而应该在传媒工作者提供的报告中寻找蛛丝马迹，然后再深入到企业，发现新的内容，寻找新的规律。
有一位经济学界的前辈曾经告诉我，当年学生的实习是在车床跟前，在嘈杂的环境中，可以看到车间班组工人之间的最真实的关系，可以看到厂领导与第一线工人之间的奇妙关系，所以在研究工厂管理的过程中，这些学生对泰罗制和西方后来普遍兴起的管理思想就有着切身的感受。而现在的学者再也无法寻找到过去那种感觉了，他们对管理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西方管理学家所营造的氛围之中，不可能亲身体验到现代中国企业的人际关系，他们甚至不屑与中小企业的企业家们座谈。在这样的心态下，中国的管理学出路何在呢？
在社会发展历程中，提出问题或许需要勇气，但有时候仅仅需要勇气就够了。可是要解决问题，不仅仅需要勇气，还需要理性的思维。当管理学家指手划脚批评某些企业家的时候，他可能忘记了伸出去的手中，还有三个手指头指向了自己。有些企业家对管理学家不恭，其实完全是管理学家们咎由自取。真正的管理学家首先应该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观察和了解问题的学生，而不是发号司令的先生。真正的管理学家首先要了解管理者的真实动机，然后根据社会发展的趋势，找出企业家成功与否的答案。管理学家应该更多地来自于企业界而不是书斋。
现在，有人将企业家的研究报告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到了企业家的立体形象。我们可能不同意作者的观点，但是我们应该感谢作者那敏锐的洞察力。在流畅的笔下，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呈现出来。这或许不是企业家的群英谱，但却真正代表了当代中国企业家的整体形象。在社会转型期，这些企业家的商海沉浮从不同的角度见证了我国的改革历史，为企业的成败提供了特有的参照坐标。是非常难得的人物史。
企业家市场在我国尚不明显。企业家的自我探索和公众对企业家的关注，为学术界研究企业家群体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正如我们所分析的那样，如果管理学家没有良好的自我定位，没有看到企业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没有注意到中国企业与中国当代改革大环境的关系，尤其没有注意到企业家的成长与中国现实政治生态的变化，那么很难对企业和企业家作出正确的判断，更难以对中国未来企业的发展和企业家的成长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学术界应该读一读企业家个案分析，了解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细胞，了解整合细胞组织内部不同成分的企业家自身的喜怒哀乐。我们不能奢望在中国一夜之间建立企业家市场，企业家在许多时候需要依靠偶然的机遇得到施展才华的舞台。对企业家这样一群脆弱的人，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加以呵护，并且在中国改革大背景下，对他们的一言一行进行评判。作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材料。相信读者能够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伪相――十商界名家批判书》，彭雅青著，即将由武汉出版社出版）
